走进位于杭州城西的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诺尔康”），首先会看到刻在墙上的三句话：“让听不见的人听见，让看不见的人看见，让站不起来的人站起来。”

　　为了这三句话，浙江省侨商会青委会主席、诺尔康总经理李楚和他的团队已经为之奋斗了整整二十年。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2006年，27岁的温州青年李楚从加拿大回国，他没有接手家里红火的房地产生意，而是一头扎进一个陌生的领域：人工耳蜗。彼时，这个领域被少数几家国外企业垄断，价格昂贵，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国家队都没干出来，砸了那么多钱，你一个民营企业凭什么？”这些年，类似这样的质疑，他已经听了太多遍。

　　但在父亲李方平的支持下，他还是选择继续做下去。李楚回忆，当年父亲说：“温州人皮剥了都是胆。这3000万，如果亏掉，对我的生活不影响；但如果做成了，就是利国利民利自己。”

　　二十年后的今天，诺尔康已成为全球唯一一家在侵入式脑机假体、侵入式脑机调控两大方向同时研发并实现商业化盈利的医疗科技公司。他们研发的中国首款人工耳蜗，已出口全球20多个国家，帮助近3万名听障人士重新听见世界；他们累计获得309项专利，两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他们让中国成为继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之后，第四个拥有人工耳蜗自主生产能力的国家。

　　但比起这些数字，李楚更愿意讲述另一个故事——那是2009年冬天，在上海一间拥挤的调试室里，一次让他终生难忘的开机。

　　“我们都哭了”

 

　　2010年1月20日，诺尔康的第一位临床试验患者即将开机。

　　这位患者是一位退伍的炮兵老兵，耳朵被炮声震聋多年。他在上海得知诺尔康正在做国产人工耳蜗的临床试验，主动提出：“我愿意做中国产品的小白鼠。”2009年12月23日，他接受了植入手术。

　　开机那天，李楚和父亲李方平、几位主要投资人、美国的研发人员，一共七八个人，从各地赶到上海。医院里负责调试的听力师告诉他们，调试室太小，最多只能进五个人。于是，李楚、李方平、一位主要投资人，还有两位科研人员挤了进去，其他人守在外面。

　　“我们进去以后，听力师跟老兵说，等会儿听到声音就举手。”李楚回忆道。当时，调试设备还连着电脑，老兵的助听器尚未真正“接通”外界的声音。他的爱人以为已经能听见了，在旁边不停地喊他的名字，但老兵毫无反应。

　　“我们站在后面，都是第一次开机，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心想，完了，搞了三年，失败了。”李楚说。老兵的爱人也急得掉泪，觉得自己丈夫“白当了一回小白鼠”。

　　这时，听力师打断了她：“你急什么？我们现在连着电脑呢，他听不到你说话。等会儿听到声音再举手。”

　　电脑开始播放测试音。老兵开始一次一次地举手。

　　“至少电脑里的声音他是能听到的。”李楚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等到听力师调试完毕，说了一句：“好了，现在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话了。”

　　老兵的爱人又喊了丈夫的名字。这一次，老兵依然没有立刻回应。李楚他们站在后面，背对着患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他看见老兵的爱人拿起纸巾，伸出手去为丈夫擦眼泪——老兵流着泪，却又在无声地笑。

　　“他很多年没听到爱人的声音了，一下子听到，开心得说不出话，就在那流眼泪。”李楚说，“那个场合，我们所有人，基本上全哭了。”

　　这种时刻，比任何商业回报都更让他确信，自己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

 

　　“我就是个做事的”

 

　　在接受采访时，李楚反复强调：“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然后一直做下去。”回过头看，他走上人工耳蜗这条路，既像是偶然，也像是注定。

　　他是典型的温商家庭出身。父亲李方平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温州八大王”之一，后来进军房地产行业，叔叔们做低压电器、做进出口贸易，家里的生意版图早已铺开。20多岁从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毕业后，他回国按部就班地“接班”——先去叔叔的低压电器厂待了一年，又在进出口公司干了一年，还跟着父亲做了半年的房地产。

　　但他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房地产，避免不了陪人吃饭、喝酒，我适应不了。”他笑着说。他甚至跑去做过墨西哥的T恤和手环生意，还倒腾过煤炭。用他自己的话说，“乱七八糟搞了挺多，没有一个能长期搞下去的。”

　　2005年，李方平从加拿大的邻居口中得知了“人工耳蜗”的消息——手握8项电子耳蜗专利的曾凡钢教授等一批旅美中国科学家，一直在寻觅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但因为这项目投资高、风险大、回报慢，他们遭受了不少的冷遇。

　　“我虽然念书不多，但我想美国人能做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肯定也能做，更何况能够把一项中国还没有的技术引进来，应该是件好事。”那时，李方平将决定权交给了李楚。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虽然也曾犹豫过，但他们随后就去做了另一件事：去美国调研。

　　“美国的研发团队说，不是技术做不出来，而是当时的中国没有这样的土壤。没有供应商，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但美国有，因为欧美市场这类产品已经存在20年了。”于是，这对父子当机立断，2006年在美国成立研究院，借助当地的研发土壤起步。而国内的团队，则同步着手培养自己的供应商和工程师队伍。

　　这条路，一走就是近二十年。“刚开始我们想做一款拿来就能用的产品，让消费者买得起、用得起。”李楚坦言。但真正做起来，标准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的芯片是自己设计的，电路是自己设计的，结构也是自己设计的，供应商也是自己培养的。因为这要植入人体一辈子，我们当然希望它非常可靠。”